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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空中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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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隨著商品交換的產生而產生，與商業實踐相始終，迄今已有悠久的歷史。而作為現代的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則還僅僅只有短暫的不到20年的時間，是一門很年輕的學科。

早在先秦時期，隨著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發展，出現了自由商人，以及洛陽、邯鄲、長沙等著名的古代商業都市。至唐宋，我國商業進入了古代商業向近代商業的過渡時期，其重要標志是紙幣的流通和對外貿易的崛起。元朝統一整個中國之後，使一度遭受戰亂破壞的商業又有新的發展。據《馬可波羅游記》，京都周圍“約有城市二百，位置不等，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蓋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也。”明清出現了近代資本主義商業的萌芽，富商大賈占有生產資料和資本，無產者只能出賣勞動力。這種情況，基本上延續到清末。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把“重農抑商”作為治國方略，商業經濟得不到自由發展，力量脆弱。近代西方列強入侵，民族工商業備受壓制。建國後的三個十多年間，在指導思想上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的經濟形態，陷入了理論誤區。

但盡管如此，我國人民在長達幾千年的商業實踐中，還是在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商業文化，如愛國守法，重義輕利、誠實守信、克勤克儉，以及高瞻遠矚、重視人才、樂觀時變等具有經典意義的商業道德觀念和商業策略思想。據《左傳》記載，春秋時期鄭國商人弦高和奚施經營長途貿易，路遇秦軍偷襲鄭國。弦高急國家之所急，一面叫奚施火速回鄭國告急，同時自己冒充鄭國使臣，以私有的玉璧和十二頭牛去搞勞秦軍。鄭國接報後有了充分准備，秦國只好撤兵。明朝著名徽商汪平生，“正德年間，歲大歉饑，蓄儲谷粟可乘時射倍利”，但他“不困人於厄，悉貸諸貧，不責其息，遠匠德之”。據《魏書?趙柔傳》記載，一天趙柔與兒子一道上市賣犁，與一顧客議定換絹二十匹，顧客回住處取絹時，另一人願用三十匹絹換犁，趙的兒子喜出望外，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多賺十匹絹，而趙柔卻堅決謝絕，他說，“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計心。”《太平廣記》則記錄了一個反面的事實：某年大旱，數月無雨，廬陵商人龍昌裔囤米千斛，待價而沽，又撰禱文，求神一個月內不要下雨。這個沒良心的奸商在回家的路上就被雷電擊死，人們還發現了他的禱文。龍氏不但自身死有余辜，成為千夫所指，而且連兒孫的功名也被革除。諸如上述事例，史不絕書，是我國古代傳統的商業道德、文化的生動寫照。

一切文化都具有歷史的傳承性。今天社會主義的商業文化，是我國古代商業文化的合理繼承和發展。上世界80年代，隨著國際范圍內現代市場經濟的加速繁榮和競爭，西方經濟學家首先注意到必須從文化層面來尋找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深厚動力，提出了建立企業文化的歷史性命題。在這樣的理論氛圍中，我國也極力提倡建立商業文化學，引起了商業企業界、商業理論界人士的普遍重視，全國興起了商業文化熱。於是商業文化作為一門邊緣性和綜合性的學科，逐步形成。它產生於商業企業管理學與文化學科三間，又融入了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學等多學科的相關內容，從而構築了一門新的學科。

我們所說的商業文化，是指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現代特色的商業文化，主要由如下內容構成：

一、商業精神文化。任何商業企業或從商者個人，在商業實踐中都必然遵循著或表現出一定的價值觀念、精神風貌和思想境界。它與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緊密聯系，高尚的精神文化一旦升華為商業活動的最高准則的時候，就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商業的精神文化的本質是精神，是一種深入人心、堅定不移的信念，可以表述為一項原則、一句口號、一種信條等等，還可以借助“廠歌”、“店徽”等形式使之具有聽覺、視覺的識別效果。商業精神文化的巨大意義在於對外樹立美好的社會形象，從而強化競爭能力，對內激發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增強員工凝聚力和創造智慧。

二、商品文化。凡成功的商品，都應有一定的文化內涵，甚至可以展示民族的文明水平、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常表現於商品的質量、外觀、名稱、包裝等許多方面。有一種專供老人搔撓癢處用的狀如微型小手的竹制品，本來俗名叫“癢癢撓”，後來有的商家把它改稱為“孝子手”，文化韻味大不相同，銷路大增。時下，不少古代文學名著的封面被出版商設計成紅綠藍紫、花裡胡俏、俗不可耐。這是部分圖書商品外觀文化品位低下的突出表現。歸根到底，商品屬於人民。但商品的功能千差萬別，消費者本身的需求同樣千差萬別，商品文化如何實現雅俗共賞，並積極引導消費者健康向上的審美情趣，的確是一件必須解決而至今未能解決好的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

三、品牌、商號、商標文化。我國素稱文明禮儀之邦，人與人之間歷來懷有良好的願望。這種文化意識必然要體現到商品品牌的確定、商號的命名、商標的設計等方面中來。按傳統習俗，品牌一般選用具有美好的形象色彩和感情色彩的事物名稱或文字，有時還考慮商品的功能、特色等因素。前者如“綠葉牌襯衫”、“小白兔兒童牙膏”、“金星電視機”等；後者如“狼狗牌保安門鎖”、“無敵牌蚊香”等。商號、店鋪的命名重在體現吉祥、順利、發達之意，如“泰興”、“順達”、“恆源”等。傳統的中藥行業的商號名稱尤其有濃厚的民族文化意蘊，“普濟”、“延齡”、“益壽”、“回生”等店名隨處可見。商標作為商品的圖案或文字標識，與品牌緊密配合，體現了同一的文化內涵。一切殖民化、封建化、粗俗化的品牌、商號、商標都必須予以排斥。

四、營銷文化。商業的根本任務是實現商品交換。營銷是聯接生產與消費的紐帶，是系列性商業活動的中心環節。從直觀上說，營銷文化指櫥窗藝術、櫃台藝術、廣告藝術、展銷藝術等；從內涵上說，則包括經營意識和商業哲學。文明、健康、優美的營銷文化可以“創造顧客”，給商業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回報。所謂“一樣貨，百樣賣”，說的就是商業員工在營銷文化方面所達到的境界的差異。日本東京一家公司的員工向一美國顧客售出一只不合格的索尼唱機，發現後，為對顧客負責，先是找遍了東京幾十家旅館，最後才發現顧客遺忘在旅館裡的一張他的住在美國的父親的名片，接著一連向美國撥通了三十五次加急電話，終於找到了這位住在東京的顧客，並在五分鐘內登門送上新唱機，還贈蛋糕一只、毛巾一條、唱碟一張，表示歉意，又向顧客宣讀了公司的事故記錄。這家公司全體員工的營銷意識不愧為商界楷模。

五、商業倫理文化。商業活動中，商業員工與顧客的關系是第一位的，而人與商品的關系是第二位的。因此，倫理文化也叫公關文化。無論是傳統商業還是社會主義商業，都必須珍視對人的忠誠、關心和尊重。現在，一些商業企業提出的“七聲”、“五要”、“四不”的文明用語規范，正是社會主義商業優秀的倫理文化的體現。“七聲”指營業員從開始接待顧額到最後送別顧客，應有招呼聲、介紹聲、唱款聲、解惑聲、回答聲、感謝聲、道別聲。“五要”指員工對顧客說話要殷勤體貼，要講究分寸，要音量適當，要准確簡煉，要尊重人格。“四不”是不強詞奪理，不傷風敗俗，不含糊敷衍，不諷刺挖苦。

六、商業環境文化。廣義的商業環境包括城市的商業建築、商業設施，以及整個社會影響商業活動的環境氛圍。狹義的商業環境指店堂的設計、配套服務達到的水平。購物環境設計巧妙，色彩協調，令人賞心悅目；商品展示合理，價格標注清晰，顧客選購方便，這些都是商業環境文化必須關注的問題。

我國的商業文化科學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誕生，並日趨完善，標志著我國商業建設從技術中心、商品中心、利潤中心向文化中心的轉軌。我們有理由預料，這一轉軌的結果，將使我國商業形態及其理論發生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變革。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商業文化建設呈現出良好態勢，許多工商企業已深知，商業文化是從更深層次提高服務素質和市場競爭能力的有效途徑，在實踐中，它們不但努力開發自身的文化潛力，並且還積極引進外部可資借鑒的先進經驗。但是，從總體上說，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大潮的客觀需要。如泛市場經濟觀念的抬頭，公平競爭機制的不完善，“以顧客為上帝”的服務意識的不到位，以及制假售劣，唯利是圖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於商務活動中，成為現代商業文化建設的消極因素。應當說，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出現上述情況，並非完全不可思議；然而，換個角度考察，卻正好說明加強社會主義商業文化建設的迫切性。

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商業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可概括為如下三個大的方面：

一、塑造優秀的現代商業精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首先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因素——人。商業企業必須實現以人為本的管理，做到人盡其能，人盡其用。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商業是社會服務行業，必須要求每個員工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並以奉獻精神作為理想的人格追求。要確立依靠自身能力和優質服務實現自我價值的能力價值觀，從而消除不正常的權力價值觀、金錢價值觀和關系價值觀。員工奮發昂揚的精神狀態是一種偉大的整體力量，當他們把個人溶於集體之中，並感受到現代化目標鼓舞的時候，就能形成統一協調、勵精圖治的自覺行為，在企業內部和外部，樹立起以文化制勝為特征的精神風貌。現代商業，與其說“利潤至上”，還不如說是“員工至上”。利潤源於員工的精神；員工的精神決定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塑造以人為本的商業精神還應包括天經以義地理解、承認並保護員工合理的個人利益，即所謂“現實的人性”的需求。否則，高談闊論現代商業精神，將成為空中樓閣。

二、建構完善的現代商業制度。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也是法制經濟。商業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不能不強烈呼吁全社會共同建構起一個公平的競爭機制和環境。這一機制與環境的建構除了有賴於政府法律、法規外，另一個更具實踐意義的卻是商業企業“自我”的制度建設。事實表明，許多違法經營活動的發生，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源於無法可依的較少，而出於有法不依的卻甚多。由於受儒家傳統觀念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在商品交中趨向於重“情”而輕“法，缺乏強烈的契約精神。如果說，這種觀念在歷史上曾有過積極作用的話，那麼，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則必須予以改造、更新，代之以法律上、制度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以促進商品交換的正常運作。

商業企業制度建設的另一層面是強化企業內部員工的行為規范，如勞動紀律、獎懲辦法、民主監督制度等。筆者曾目睹這樣一件事：一位顧客拿著一根“新開河參”去幾家藥店要求切片，均遭拒絕，理由是該藥不是他那裡售出。最後，顧客走進了一家其貌不揚的“老”字號藥店，主人不但熱情接待，幫助加工，而且不收分文加工費，因為這是該店祖傳的規矩。這家藥店所以生意興隆，同這一“規矩”不無關系。

三、弘揚高尚的商業道德。商業道德的核心是義利關系問題。有一種歷史性的觀點認為，“儒為名高，賈為利厚”，讀書人追求的是“義”，商人追求的是“利”。不可否認，商人“重利輕義”、“見利忘義”，乃至“利令智昏”的現象屢見不鮮。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更是登峰造極。誠如哲人所揭示的那樣，早期的商業資本家，在追求50%的利潤時，就會铤而走險，而為了100%的利潤，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為了300%的利潤，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所謂“無商不奸”的說法即由此產生。在社會主義商業道德建設中，毫無疑義地必須堅決消除唯利是圖的腐朽的商業道德觀的惡劣影響。

義，是我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道德規范之一，古往今來，許多商人都恪守著“仁中取義真君子，義中求財大丈夫”、“誠招天下客，義納四方財”、“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等高尚的道德信條。這種“以義取利”的經營之道，為他們贏得了美好的商業信譽，也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在今天仍有不容忽視的借鑒意義。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國積澱於封閉式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商業道德，具有明顯的保守性的一面，儒家津津樂道的“君子喻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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