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短的青壯年男子,後來逐漸發展為攜家帶眷永久性的移民定居。
3)、“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經濟聯系,加強了蒙、漢人民文化上的交融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系。以山西為例,清代以來有一句諺語說:“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所謂嘴揪起,也就是餓肚子的模樣。雁門關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為山西沖要三關之冠。歸化亦即現在的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此句諺語的意思是說:歸化為商賈輻辏之地,對於山西經濟的影響極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發生大旱,對於當地社會並無太大的影響;但如果歸化一帶發生災荒,那這些地方的民眾就只能忍饑挨餓了——這當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對於口外經濟有著極大的依存度。
而對口外蒙古地區而言,內地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技術,促進了口外農業的發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將傳統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得當地單一的游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了農牧並舉、蒙漢共居之鄉。而大批經商務工者的紛至沓來,則刺激了蒙古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鎮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復盛公”是山西喬姓商人的商號之名,他們之於包頭城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昔日晉商與邊塞城鎮繁榮的密切關系。
此外,“走西口”還加強了蒙、漢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種交流,除了前述經濟方面的影響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當顯著。譬如,蠻漢調(又稱蒙漢調或漫瀚調),就是蒙漢人民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新民歌。而廣泛流傳於晉北、陝北、河北以及內蒙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台”,更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4)、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線圖
歷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形成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裡雅蘇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 南洋[1]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當今東盟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系,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因此這種遷徙歷史上稱為 3、“下南洋”。 1)、歷史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漢代。據《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不過,中國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寬。 2)、幾次大規模遷徙: ——西漢末年,一批漢儒學者、軍政官員數千人逃往越南; ——南北朝時,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紛紛移居印度支那; ——唐朝後期,黃巢襲擊廣州時,廣東人爭相逃往東南亞; ——元滅南宋時,大批遺臣遺民也落難到此。 ——明末清初,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余部以及不願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後,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余人、戰船50余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歷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今泰國),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天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 2)、原因 ——一般來說,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系,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 ——中國人下南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據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個時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人,也有在家鄉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先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聯邦最大的一個州——沙撈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撈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編輯本段]現狀 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萬人,華人多達90%,是海外華人占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大量的華人湧入東南亞後,對當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建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許多華人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與海外貿易的商業網絡。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華人從事手工業,烤面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同樣在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工礦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印尼加裡曼丹,華人是當地金礦的唯一經營者。礦工人數最多時曾超過9萬,每年生產的金礦砂一般都在百萬盎司(1盎司等於28.35克)以上。19世紀以前,馬來西亞的錫礦也幾乎全部是由華僑開發。現在當地許多被稱作“錫湖”的大型錫礦區,都是華僑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正是由於華僑的辛勤開采,馬來西亞的錫產量在很長一段時間占據世界錫總產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國人,就這樣成了當地經濟開發的主力軍。他們的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後的狀況。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如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如果當時局勢緩和,徐樹铮當然是願意呆在庫倫的。但當時國內軍閥馬上就要開戰,他不回來也不行。
他可以獨霸庫倫。
他也不怕蘇聯,當時蘇聯還是蘇俄,正是三年國內戰爭的時期,無暇東顧,對徐樹铮沒有威脅。
庫倫和新疆還不完全一樣。盛世才有蘇聯的支持,新疆的農業條件也比較好。而徐樹铮兵力比較少,庫倫地區當時又無法在短時間內開展屯田,對內地的依賴是比較強的。如果皖系垮台,只要把通往庫倫的道路和供給切斷,徐軍就會不戰自亂,甚至有可能覆滅在草原上,所以徐樹铮必須回北京,這也不光是挽救他自己,更是為了挽救庫倫。
不過很可惜,他失敗了。
1919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樹铮為西北籌邊使兼“邊防軍”總司令,授予節制內蒙、新疆、甘肅、陝西軍隊的全權。徐樹铮上任後在西北積極擴張勢力,他的權力比東三省巡閱使還大,這一切,引起了對滿蒙早垂涎三尺的張作霖的不滿。1918年,他早因徐樹铮濫用奉軍饷械發展自己勢力而與他產生過激烈的沖突。現在徐樹铮又威脅自己的勢力范圍,張作霖更是仇恨不已。
因此,他決定拋棄過去幾次合作過的皖系,而與直系聯合共同反對皖系,他們秘密結成八省反皖同盟,准備倒皖,這也就有了張作霖的第一次入關。
1920年5月間,吳佩孚從湖南帶兵北上,6月初進駐豫、直各要地;徐樹铮也急忙由庫倫回京,調動皖軍准備戰爭。直皖之間形勢緊張起來。
1920年,徐樹铮受到抨擊,直系將士發表檄文,宣布徐樹铮六大罪狀,其中第二條罪狀就是譴責他對外蒙采取的錯誤政策。同月,直系發表為驅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邊防軍西北軍書,總統徐世昌不得不將他免職,但直皖戰爭還是未能避免,結果段氏皖系大敗;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樹铮遭通緝,逃入日本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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