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兒踹右面的肚皮是面朝外嗎

胎兒踹右面的肚皮是面朝外嗎

我懷的也是是女寶寶，明天就滿37周了，動的時候是小手頂我肚皮，小腳在心口亂踹，有時候還會頂在我肚子側面蹬的我好痛，經常在肚子裡一會串到左邊一會游到右邊，像波浪樣起伏，動作大又快的時候整個肚子都被她動的變形了，我家寶寶很愛動。不一定懷女寶寶就是肚子圓的，我肚子是尖的，下懷，後面也看不出懷孕，行動更不用說了，老公都走不過我．

1.

小狗包弟作者：巴金

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斗，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斗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游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
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只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舐舐，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干干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只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1962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壇壇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松，真是一種摔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堵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籐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
。滿身的創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1980年1月4日

2.

《霧失樓台》作者黃秋耘

  早在十年動亂的前兩年，我由於受到“中間人物”事件的株連，已經無法從事正常的工作而處於“靠邊站”的狀態了。我記得很清楚，我最後一篇文章是在一九***年六月間發表的。從此以後，我就再沒回去編輯部上班，在家裡過著“員外郎”的生活。“員外郎”的生活，可能是恬靜閒適、自得其樂的，也可能是百無聊賴、坐困愁城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所能過的生活只能是後一種。

  我閒中也讀點書，再沒情緒去讀長篇小說了，只好以吟誦舊詩詞和校點古籍自遣，偶爾在王國維的《人間詞》中讀到他的一首《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閒愁無份況清歡。

  盡管時代不同，憂患的內容也不相同，但這首充滿著感傷情調的詞，倒是十分貼切地描繪出了我當時的情懷和生活的。

  我的住處是一個很幽靜的四合院，平日上午八點鐘以後，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學去了，獨個兒坐在書齋中，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聽得到。但是這個四合院的隔壁卻有一座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恰巧俯瞰著我的書齋。樓上不時傳出小提琴的琴音，總是那麼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牽動著我的憂思愁緒。我雖然對音樂並不內行，但一些熟悉而深情的樂曲，比如說，《骊歌》（auldlangsyne）、《肯塔基老家》、《老黑人》、《伏爾加船夫曲》、《花江上》、《漁光曲》等等，都能把我引進一種感情微醺的境界；有時甚至潛然淚下。我自問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前半生，我大部分時間都過著戎馬生涯，什麼悲慘的事情我沒有經歷過呢？什麼殘酷的場面我沒有看到過呢？也許人到中年，就更容易傷於哀樂吧！那把小提琴拉出來的樂曲，特別是莫扎特的那支《安魂曲》總是像夢魇一樣的折磨著我的心靈，使得我悲從中來，淚濕青衫。

  我聽得出來，小提琴的琴音是出自兩個人之手的。有一個是很熟練的甚至相當高明的小提琴手，另一個是初出茅廬的但天分很高的小提琴手。我對音樂的欣賞雖然遠達不到周瑜的水平，“聞弦歌而知雅意”，但夾雜著無限怅惘與哀愁。另一位小提琴手的感情是隨著樂曲的情調而轉移的，他大概是個“為藝術而藝術”派吧，他把《西班牙斗牛士》演奏得那麼肅穆莊嚴，又把《小夜曲》演奏得那麼纏綿悱側。

  奇怪的是，我雖然幾乎日日夜夜都是跟這兩位小提琴手“神交”，但是從來沒有機會見過他們的面，他們是男性還是女性。是老年人還是青年人，我都一無所知。我也不打算結識他們。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我冒昧地登門拜訪兩位素昧平生的鄰居，恐怕是不大合適的吧。患傳染病的病人應當回避別人，何況我患的是“政治性傳染病”呢？

  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了解到這兩位拉小提琴的芳鄰的一些情況。一位女民警到我家來核對戶口。按職務來說，我當不算是個起碼的“高干”，政歷上又並無任何可疑之處。至於文藝界的風風雨雨，誰受批判，誰犯錯誤，只要不轉化為敵我矛盾，公安人員向來是不過問的。在那位女民警的心目中，我俨然還上個“首長”，讓“首長”了解一下鄰居的一般情況，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在閒談中，女民警告訴我，住在隔壁樓上的那人只有父女倆。父親名叫江韻，已經四十六歲了，原來是一問音樂學院的小提琴教師，五七年“犯了錯誤”，下放勞動了兩年，六○年摘掉了帽子，又回到音樂學院工作，當然再不適合“為人師表”了，讓他當了個教務員。他的愛人在他下放勞動期間就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離開了人世，留下了一個女兒，叫江薇，有十七歲，還在高中三年級上學，她的性格本來是很活潑開朗的，但由於父親的不幸遭遇和母親的悲慘死亡，難免給她的青春抹下一層淡淡的哀愁的色彩。

  從女民警的簡略介紹中，我對這兩位芳鄰的身世稍微有些了解了。經過反復考慮，加上由於難堪的孤獨感所驅使，我下了決心去拜訪他們。我想，對於他們這樣的人家來說，我這麼一點小小的“政治性傳染病”已經算不了什麼可怕的危險。何況，我上他們家裡，無非是想聽聽音樂，決不會談到政治或者其他“干預生活”的話題的。盡管程度不同，我們都是命運的“棄兒”，“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呢？

  第二天碰巧是星期六，這是一個深秋的晚上，北風從老槐樹上刮下最後的殘葉，沙沙地滾過庭院，路燈把黯淡的光芒投射在我們兩家的門前。我終於鼓起勇氣，從側門走上隔壁的閣樓，輕輕地敲了敲這道油漆早已剝落的房門。

  “誰啊？”門裡響起一個沙啞的男中音，它遠不如小提琴琴音那麼美妙悅耳，主人帶著詫異的神色給我開了門，他是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中年人。

  “江老師，我是住隔壁的，姓黃，您叫我老黃就得了。好幾個月來，我一直欣賞著你們演奏的小提琴，有時令我歡樂，有時又令我傷心和痛苦。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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